最近接連看了陳柔縉寫的「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一書，以及陳芳明在人間副刊上發表的「母親的昭和史」一文；前者輕鬆活潑，後者幽微深刻，相同的是，兩者都讓我進一步理解日據時期台灣人民日常生活，並且思考這段歲月在台灣文化中扮演的角色。

　我不認識陳柔縉，但從十一年前的「總統是我家親威」這本書開始，我就很佩服她的執著與耐心，以及優秀新聞工作者的敏銳與功力，才能夠從無數訃文中搭建台灣上層政商家族的親威關係網絡。　

　陳柔縉在新書中說，她當年順手把早期台灣人對文明事物的體驗做成檔案，沒想到有朝一日會派上用場；但我不免揣想，陳柔縉對於把寶貴時間精力放在上層權貴家族關係這種傾斜可能有些焦慮與不安，在她內心深處，應該會希望自己多關切中下層人民的日常生活吧。

　這純粹是我個人沒有任何根據的揣測，無論如何，陳柔縉再度從諸多回憶錄與歷史著作中爬梳而成的「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不但與「總統是我家親威」一樣精彩，她這次述說的四十三個日據時期台灣人民生活故事，也更加生動活潑、清涼有勁，令人讀來津津有味。　

　至於陳芳明，從早年「受傷的蘆葦」書中他與前輩詩人的痛苦決裂，到後來「荊棘的閘門」一書強調的「我從未缺席，而只是晚歸」精神，陳芳明的誠實反思與自我追尋，對我的思想啟蒙與創作之路同樣具有重要影響。　　
　
　「母親的昭和史」一文中，陳芳明對於戰後台灣人家庭裡昭和史、民國史的交疊糾葛，有著感人至深的刻劃與反省。「經過這麼長的歲月之後，我終於不能不承認，凡是在這座島上發生過的，都是屬於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不管它叫做大和民族主義，還是中華民族主義，我將重新整頓，重新收編。母親的昭和史與我的民國史，都同樣注入我的血脈。」這樣的結語，此時此刻格外引人深思。

　陳芳明這篇文章再度提醒，我們固然不可能脫離上一代的歷史經驗與不同史觀──有時更是有意識的排斥與對抗，但我們已經愈來愈有能力面對、處理前後世代與不同族群的生命體驗，從而在這片土地上透過更多對話來求同存異，以彼此尊重、多元包容的精神迎向未來。

　以下是我在今天中國時報四版「我見我思」欄位，對於陳柔縉這本新書的讀後感，提供讀者做為參考：

　【從文明激盪理解台灣】

　在台灣社會為抗戰、終戰不同史觀激烈交鋒之際，很少人告訴我們，台灣社會在日據時期經歷過什麼樣的文明生活？我們不是將那五十年台灣與西方的文明激盪視為理所當然，就是對那五十年之後台灣與大陸的文化落差故意視而不見，以至於日據時期的台灣面貌始終模糊難辨。

　面對複雜糾葛的中、日、台三角關係，我們難道不應該還原歷史、回歸人性，忠實爬梳日據時期台灣社會演變狀況，讓前人的生活點滴告訴我們，台灣社會曾經留下什麼樣的發展足跡？這些足跡又如何深刻影響我們現在的生活？

　「很難想像，今年快一百歲的台灣女性，曾經在七、八十年前，就會握方向盤。而且她們不是千金小姐，玩車兜風，相反的，她們以開公車、卡車為業。新竹的田英妹、宜蘭的詹盡、松山的林阿苓，她們敢於先行，挑戰社會既有風氣，難怪當時充滿陽剛味的汽車雜誌，都迫不及待專題報導她們的故事。」

　這是最近出版的「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一書對於台灣西化史的生動刻劃，作者陳柔縉直接進入日據時期台灣人民日常生活，從自來水、牙刷、汽車、法院、圖書館、西服、自由戀愛等面向切入，讓讀者體會當時的社會進步與文明激盪。

　台灣社會與其帶著仇日情緒去貶抑日據時期的進步貢獻，或是帶著親日情緒去美化日據時期的殖民作為，不如從台灣人民在日據時期的生活方式、文化衝擊與激盪出發，才能避免意識形態先行，讓生活、文化本身說話，忠實記錄這五十年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被拉開一段多麼明顯與巨大的文明落差。

　這種發生在廣大庶民間的文化激盪與文明落差並無對錯可言，卻是國民政府來台後族群問題盤根錯節的衝突根源，以及中日台三角關係剪不斷理還亂的重要背景。

　當前任何關於台灣定位與族群情結的論述，都不應該略過──乃至刻意醜化或溢美──台灣社會在日據時期的真實文明進展；唯有更加了解前人的日常生活，我們才更能體會台灣文化具有的多元包容精神，進而在多元包容的基礎上呈現台灣主體性的嶄新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