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奉派到巴布亞紐幾內亞（巴紐）採訪台、巴建交案，其精彩、爆笑的程度，比起「飛碟會」教主陳恆明的荒誕、無稽，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話說我當時是搭乘七月八日的巴紐航空公司夜機前往巴紐首府莫瑞斯比港市，上機坐定之後，百無聊奈，就只好在那邊打量空中小姐，一邊恨自己命苦，雖然一年到頭乘坐飛機，卻從來就沒有什麼豔遇。

望著、望著，突然眼前一亮。

原來前邊商務艙部份上來位十分眼熟的乘客，他穿著西裝、皮膚黝黑、兩眼深陷、一臉大鬍子。我絞盡腦汁地想，居然給我想出來他究竟是誰？這個大鬍子，不就是前兩天登在報紙上，和我國外交部長胡志強簽訂建交公報的巴紐外長亞基嗎？

由於還無法這麼確定，我於是把空中小姐叫過來，問她，「那位先生是不是就是亞基？」；經過空中小姐肯定之後，我立刻打定主意要來個隨機採訪。

多帥，人還沒到巴紐，就弄到個獨家採訪。

我當時就略整衣冠，趨前問候「Mr. Yaki」。他見我一頭亂髮，左耳上還有兩只耳環，大約搞不清楚我是什麼人，也有些被人認出的得意，所以我們還「相談甚歡」了一陣子。

沒想到等我報出「名號」，同時表示想給他作個專訪時，「亞基先生」當場臉色大變，不但表示他不想再談，而且還很不「外交辭令」地要我「回你的座位去！」(You go back to your seat！)。

我哪裡肯走，就一直在那邊跟他窮磨，搞得他也沒辦法，只好把他在莫瑞斯比港市的聯絡電話交給我，要我到了以後再跟他聯絡。

我每次奉派出門採訪，都是「臨時」的成分居多，除了有限的剪報資料外，幾乎是空白一片，所有的事都得到現場再想辦法，亞基的這個電話號碼，就是我這次採訪任務的第一個線索。

事後我才知道，亞基當時幾乎「動怒」，不是沒有原因的。

原來他在台北臨行之前的記者會，就曾被一位記者手持有關「金錢外交」的密件當面質問道「難道這份文件是假的嗎？」，弄得記者會草草結束、不歡而散。

這位記者就是後來也趕到莫瑞斯比港市採訪的英文「台北時報」記者宋祥鳳，我也因緣際會地結識了她，而且還合作無間地挖出了台灣與巴紐建交的傳奇過程。

宋祥鳳生得人高馬大，又是在美國受的教育，有美式的直來直往作風，我後來問她當時在台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很不好意思地說，其實她本來就習慣插著腰講話，真的不是有意要「兇巴巴」，所以她這次到巴紐，也特地當面向亞基道歉了。

話說到了巴紐的當天，除了亞基的記者會之外，巴紐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一個也不見，原來那時正值總理選舉，執政黨及反對黨的國會議員都被分別帶離莫瑞斯比港市，前者全部集中在東北方的拉布爾，後者則全數被「禁閉」在西北方曼丹的一艘遊艇上，大玩其「綁樁」的遊戲，只是苦了我們這些千里迢迢來採訪的記者，採訪的對象全部不在，那真是「採訪個鳥」。

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只好央請駐巴紐代表處的林人傑秘書帶我去採訪台商，好歹湊個「台商在巴紐」的報導來交差。林秘書則帶我去採訪了台商吳福財，事後並約了也正好去採訪吳福財的聯合報記者溫禾、TVBS記者楊樺同去一家中國餐廳便餐。

在接到前往巴紐採訪任務之時，我曾經順手從網路下載了幾篇相關報導，其中一篇是本報記者馬維敏兄所寫，提到此次台、巴建交，主要是位「鍾姓台商」及另一位Winnie女士從中穿針引線。

由於台、巴建交的內情一直不明，而維敏兄的報導中只是提到這兩個人，並沒有太多相關內容，所以我對這兩人也一直頗為好奇。

當天在飯後回旅館途中，我就向林秘書打聽這兩個人，沒想到林秘書說，「咦，你剛才沒見到『他』嗎？他就在餐廳裡啊？」。

我聽了之後，差點沒當場暈倒，這麼個重要人物，在我面前晃來晃去一個多小時，我居然視而不見，還有膽自稱為「中國時報」的特派員？

於是我馬上拜託林秘書折回引見，不過林秘書卻面有難色，說道「不可能的，他一直很低調，絕不會見記者，也絕對不會跟你說任何事」。我只好再搬出死纏爛打的老套，拜託他帶我再去見「鍾姓台商」，我可以保證只是單純聊聊天，瞭解一下背景，絕不報導。

當時，林秘書答應第二天轉達我的希望，但是不保證一定可以成功。我打的算盤則是只要能見面，一切都有轉圜的機會，見不了面，就什麼都別談了？

第二天早上，由於台北外交部派來了三位秘書，帶來了新的「大使館」門牌，因此有一個「掛牌典禮」，所以我也去了代表處，並且認識了當時正在和林秘書談話的宋祥鳳，我們三個人都吸煙，正是英雄相見恨晚啊，所以就站在陽台上邊吸煙，邊聊得十分投契。

                     掛牌一星期的大使館以及大使許長亨

中午眾人聚餐後，我和宋祥鳳要求林秘書帶我們去參觀當地原住民的居處，很自然地與其他幾位記者分道揚鑣。其實我真正的目的是要林秘書帶我去見「鍾姓台商」，只不過這個「陰謀」不宜張揚，只好藉機甩開其他同業，而宋祥鳳一方面是一見如故，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參觀原住民居處是她的提議，所以就理所當然地同行了。

由於巴紐的治安欠佳，因此我們只在山坡上遠遠地「眺望」了一下原住民居處，然後我就「半強迫」地要求林秘書帶我們去「東方明珠餐廳」。

在路上，我向還搞不清楚「鍾姓台商」是何許人的宋祥鳳解釋現在要去見的人是個關鍵人物，只不過還未到採訪的時候，因此只是閒聊的性質。

經過兩道警衛森嚴的鐵門進入餐廳的停車場後，我們見到位乾乾瘦瘦、頭髮花白、穿著短褲、汗衫、拖鞋的「老頭」，正在與一位巴紐的「老黑」扯著嗓門指手劃腳，不知道在爭論什麼；只見這位「老頭」一會兒衝進餐廳，一會兒又跑出來，摟著「老黑」大聲講話，忙得像隻爬上爬下的猴子。

我從林秘書的眼神裡看出了一些端倪，於是問道，「該不會是他吧？」。林秘書則答道，「就是他」。

就是他。我突然對自己的「有眼不識泰山」不這麼難過了，因為眼前的這位「鍾姓台商」完全沒有「泰山」的架勢，老實說，我一直以為他是停車場管理員，可能是為了停車費的事情而在跟顧客爭論呢。

過了一會兒，「老頭」跟「老黑」的「戰爭」顯然告一段落，林秘書要我和宋祥鳳到餐廳內等一等，他去和「鍾姓台商」說說看，是不是願意和我們聊聊。

餐廳經理是「鍾姓台商」的姪子，我們昨天就見過，所以我就猛挖「鍾姓台商」的底細，知道他的名字叫做「鍾俊名」，以及和巴紐政要交往的大致情況，而且這家餐廳根本就是巴紐政要的「招待所」，剛才那位「老黑」也非等閒之輩，而是巴紐反對黨的二號人物，我坐在車內的時候，其實也已經「偷拍」到「鍾姓台商」的相片。

這一切，都是為著萬一「鍾姓台商」不肯講話的話，預先作好發稿準備。

                                  鍾俊民（左）、宋祥鳳在建交「指揮部」

十五分鐘之後，林秘書把我們帶進鍾俊名的辦公室。

坐定以後，鍾俊名先表示台、巴建交的事情太過敏感，當時又正值巴紐總理選舉，更是不適合談，但是由於林秘書再三保證我們不會發稿，所以他才願意和我們聊一聊。

由於有這個事先的約定，所以我們不能拍照、不能錄音、不能做筆記，只能聽。

不過多年的採訪經驗告訴我，碰到這種情形，唯一的作法就是全盤接受對方的要求，只要他肯講，什麼事都好辦，以後慢慢再找機會說服對方，最後還是能發表的，差別只是什麼時機以及用什麼方式而已。

等到他一開口，我立刻就發現這個「老頭」其實並非等閒之輩，他說起話來條理分明、口若懸河，可是事關敏感的部份，硬是滴水不漏，怎麼戳，都戳不出來任何東西；另外，在我們「閒聊」的兩個多小時中，鍾俊名的電話簡直沒一刻停過，而且從他談話的內容，我們赫然發現，他原來是巴紐已辭職總理史凱特在選舉中的主要操盤手，而我們當時處身的那間簡陋的辦公室，竟然是台、巴建交的「總指揮部」，所有的謀略，都出自這位讓我昨天看走眼的「老頭」。

當天談話的主要收穫是發現台、巴建交與我國外交系統八竿子都打不著，根本就是鍾俊名、吳福財、Winnie（麥麗嫦）三個臭皮匠的傑作。另外就是証實了史凱特前往台灣簽訂建交公報，最大目的是要利用這件事作為在國內政治上牟取利益的籌碼，而且台灣確實是沒有花錢。

瞭解了這些情況後，我就對鍾俊名表示，現在是巴紐總理選舉期間，當然很敏感，而且勢必會對史凱特的選情造成影響，我們絕對承諾不發表，但是投票以後大勢底定，屆時再發表，應該不會有問題。

其實在談話的過程裡，我們已經與鍾俊名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所以他聽我這麼說之後，也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屆時還是不能用他的名字，也不能發表任何圖片。所以他從頭到尾就只是「鍾姓台商」。

這時卻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折，就是林秘書聽到鍾俊名同意我們在選舉後有條件的發表，卻使他陷入尷尬的境地，因為他感到如果我們發表報導的話，會讓他難以向其他幾位記者交代，因此建議是否明天也讓溫禾等人一起來。

宋祥鳳當時表示她沒有意見，大家於是都把眼光投向我。

我當然不願意，這樣一條精彩的報導，那有拱手讓人之理。我就對他們說當年在美國採訪江南命案以及竹聯幫大審時，我和董桂森（小董）、張安樂（白狼）等人都建立了良好的交情，到了最後，他們的新聞幾乎完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只要我霸住，就霸住了，誰也別想採訪，可是我還是讓出了不少獨家新聞，不過先決條件是別的記者來找我，那我絕不會拒絕幫忙，可是如果別的記者沒有這種新聞敏感度，我又何必「主動奉送」，更何況我好心讓新聞，還曾經被聯合報、中央社甚至自己中國時報的同事出賣過。

當時大家聽我這樣說，並沒有對是否要邀請別的記者一起來作出任何結論。不過在隨後前往餐廳的途中，鍾俊名卻悄悄地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說，「你剛才所提到的幾個人，都是我當年的『兄弟』，你放心，除了你和宋小姐之外，我不會再接受任何人採訪」。

原來鍾俊名當年在台北的時候，曾經和竹聯大哥陳功以及在陳功店內幫忙的「小董」有很深交情，至於他們熟到什麼程度，他並不是很想說的樣子，我也就不問，但是彼此都有心照不宣的默契。這就夠了。

晚餐的時候，代表處的另一位李秘書也帶了溫禾等人前來，大家共聚一桌。我坐在酒興甚高的鍾俊名旁邊，為了表示「兄弟」，只好「卯起來」陪他拼酒，可是我的酒量是「驚人的淺」，幾杯下肚，已經是天旋地轉、面紅眼赤，還好宋祥鳳酒量頗為可觀，在一旁幫忙擋了不少酒。

鍾俊名喝了酒之後，談興更濃，也約略提了些台、巴建交的事，溫禾此刻才警覺到他就是「鍾姓台商」，又聽說我們跟他「聚了一下午」，更是緊張，連忙問我究竟談了什麼？我則答道「沒什麼，閒聊而已，他不接受採訪」。

由於鍾俊名確實也觸及了一些內容，只不過溫禾聽得零零碎碎，不太連貫得起來，可是她顯然擔心我會發稿，於是就問道「究竟要不要發？」；我當時就跟她說，「鍾先生希望我們不要發，我看就不要發了，我是不會發的」。

我當時說的都是事實，因為雖然鍾俊名當天下午大致談了整個事情的過程，但是對於許多重要的細節都有所保留。

例如根據我的採訪經驗，台灣與其他國家建交，鮮有不給錢的，此次卻真的沒有給錢，而我的研判是巴紐所提出的二十三億五千萬經援配套太過離譜，所以才談不攏，可是最後又簽約了，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另外，據我知道，巴紐所提出的經援配套是曾任職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顧問哈密地恩（七百萬）所設計，這位老兄由於經濟長才而被史凱特延攬，三年合約的薪資高達七百萬元，在巴紐引起相當爭議，所以大家都稱他為「七百萬」而不名。

這樣的一位「經濟專家」，為何會設計出如此離譜的數字？也讓我深為好奇，可是鍾俊名對此亦諱莫如深。

換句話說，故事的骨架是已經有了，可是一些關鍵性的「血肉」卻付之闕如，再加上我們已經承諾鍾俊名在選舉投票之前不發稿，當然應該信守諾言，而我向溫禾表示當天不發稿，也並不意味著以後也不會發。

當天我實在是喝多了，而且鍾俊名談起話來真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我也真的擔心他透露太多內容，其他記者會忍不住發稿而壞了我的大事，所以就以還要回旅館發稿為由，建議提早散會。

回到旅館之後，我早就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了，哪裡還能發稿？還好前一天我已經根據各種研判，寫了一篇史凱特是把台灣當作籌碼的特稿，可是台北並未用，而今天我直接從鍾俊明口中証實了這件事，那篇稿子當然還有用的價值，因此我立刻電告台北，然後把那篇特稿加入了一些新的資料再傳回。

交了差後，我根本就是「昏倒在床」，一覺睡到天亮。

接下來的兩天，除了參加巴紐方面的公開記者會和選舉活動之外，我和宋祥鳳幾乎天天到鍾俊名處報到「聊天」。大家也因為愈混愈熟，鍾俊名所透露的內容也愈來愈多。

更重要的是，前面說過，鍾俊名的辦公室根本就是史凱特的選舉操盤大本營之一，我們待在那裡，可以直接獲得有關巴紐選舉的訊息，強過其他同業像沒頭蒼蠅似的到處瞎摸。

而且，我們在那裡也見到了整個事件中的關鍵人物、剛從外地回到莫瑞斯比港市的麥麗嫦。

麥麗嫦長得圓圓滾滾，個性開朗，非常討人喜歡。可是她剛開始時，卻對我和宋祥鳳頗為排斥，什麼都不肯說。我當然不勉強她，就跟她扯些「有的、沒的」。人就是這樣，熟了之後，戒心一除，什麼就都好說了。

我們在那幾天當中，也採訪了「七百萬」，當然問的重點是二十三億五千美元的經濟配套從何而來，他當時「跟真的一樣」侃侃而談，指出那是他根據巴紐與台灣建交後所可能蒙受的經濟損失而「精算」出來的，由於是專訪稿，他說什麼，我也只能寫什麼，可是我打從心底不相信他。

但是麥麗嫦卻是關鍵人物，因為她全程陪同史凱特到台灣，對整個情況最為瞭解。不過我在前兩天完全不給她任何壓力，絕口不提「案情」，只讚她衣服穿得漂亮、香水噴得高雅，海闊天空地聊。

到了第三天，我、宋祥鳳、鍾俊名、麥麗嫦又在「總指揮部」聊天，話題很自然地又轉到建交案。我就跟他們說，到現在為止，我對這個事情的最大疑問就是經濟配套的部份，因為如果按照亞基當年所提出的五億美元價碼，事情早就成了，錢也拿到了。

「五億美元」，是故意提的，這是從外交部管道得到的訊息，以顯示我「不是不知道一些內情」；「錢也拿到了」，也是故意提的，因為他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拿到錢」。

果然不錯，麥麗嫦當時就表示，二十三億五千萬美元這個數字，根本就與所謂的「精算」扯不上關係，完全是因為她聽錯了。

聽到麥麗嫦這番「表白」之後，我才豁然開朗，明白為什麼簽了約卻沒有金錢牽扯在內的原因，整個「台、巴建交傳奇」，才大致有了個完整的面貌。

我後來寫成被台北外交部人員批評為「太八卦了吧！」的「台、巴建交傳奇」，稿子發回台北後的第二天，我們又到「東方明珠餐廳」，鍾俊名和麥麗嫦見到我，都連笑帶罵地說，「怎麼我們都變成『臭皮匠』了？」；麥麗嫦更是手指著我說，「哎呀，跟你隨便聊的事情，也沒看你作筆記，你怎麼都記得？」。

我指著腦袋跟她說，「妳講的每一句話，都在這裡。來，來，我們再聊聊」。嚇得她連連揮手，直說，「不聊了，不聊了」。

她哪裡知道，我每天回到旅館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紙、筆，咬牙苦思，「媽的，他們今天究竟說了什麼？」。

                              winnie and 我啦！

附錄：台、巴建交傳奇

台灣與巴布亞紐幾內亞（巴紐）的建交談判，通過正式的外交管道早已行之有年，而且在一九九八年九月中旬幾乎已經「生米煮成熟飯」。當時的巴紐外長亞基帶著一份總值五億美元的經援計畫書到台北，台北方面經過談判後，也已同意以該計畫書所提的數額作為建交條件。

不料亞基興沖沖地回到巴紐之後，整個案子卻被總理史凱特擱置，最主要的原因是史凱特認為亞基有政治上的野心，準備取代他的地位。另一個原因是史凱特懷疑亞基的台灣之行，可能曾經瞞著他得到什麼好處。

這件案子就這樣無限期的擱置下來。

住在巴紐、來自台灣的人圈子很小，加上國內派駐人員，「夯不啷噹」也只有一百人左右，彼此之間很熟悉，也常常在一家餐廳聚會，喝酒聊天。

一九九九年二月初，這個小圈圈的人又在一起聚會，酒酣耳熱之餘，吳福財很感慨地表示，政府與巴紐之間的建交談判進行了這麼久，始終無法突破，作為來自台灣的人，他也在國內的外交部有直接管道，實在應該想辦法做點事。

座上一位來自香港的麥麗嫦女士則表示，她跟總理史凱特及其他政壇人物很熟，經常在一起喝酒，也常常聽到史凱特抱怨巴紐的財務問題讓他十分頭疼，所以應該有機會探探史凱特的意向；另一位台商鍾俊名聞言立即附合，表示他在巴紐政壇也有一定的關係，大家在財力上也還過得去，「為什麼不就幹一幹呢」。

就這麼一句話，巴紐三個華人「臭皮匠」，就湊成了一個「諸葛亮」，成為外交管道之外的台、巴建交「推動小組」。

                          第三個臭皮匠--吳福財

麥麗嫦憑著與史凱特的關係及靈活的交際能力，負責對外折衝；吳福財負責與台灣方面聯絡，作為溝通間的橋樑；鍾俊名由於頭腦靈活、點子特多，所以擔任運籌帷幄的總軍師。

這裡面，最重要的當然還是麥麗嫦，因為她和史凱特有相當的私交。其實說起來也沒什麼，最早時就是史凱特經常到麥麗嫦及其丈夫在莫瑞司比港市所開設的餐廳吃飯，彼此成為好友；隨後麥麗嫦與丈夫離婚，獨自留在巴紐經營餐廳，史凱特仍然時常光顧，她也依然予以熱情接待。史凱特好酒，麥麗嫦的酒量亦非省油的燈，兩人在杯觥交錯之間，就結為莫逆好友，甚至於麥麗嫦前往澳洲探親，史凱特都還會託她買些T恤回來送人呢。

麥麗嫦說她也不知道史凱特為什麼會對她這麼好，不但在生日時會收到史凱特送來的鮮花，巴紐有什麼重要的慶典，史凱特也會差人特別送份請帖給她，使她有機會結識了很多巴紐政要。

史凱特甚至還經常在深更半夜掛電話給她，海闊天空地聊，一聊就是兩、三個小時。她說，「你們千萬不要認為我跟他之間『有什麼』，真的什麼都沒有，就是好朋友而已，我猜他是因為日間的壓力太大，所以晚上才想找人傾訴一下，我不是巴紐人、又是女人，也許是這樣，他才認為跟我聊天比較『安全』」。

總之，當年二月十四日情人節當天，麥麗嫦正好和史凱特有個飯局約會，酒足飯飽之後兩人聊天時，史凱特又提出巴紐的財政情況欠佳，他被反對派在這個議題上夾殺得很厲害，甚至讓他覺得有些意興闌珊。

麥麗嫦一看機不可失，立刻乘機建言，為何不考慮與台灣建交呢？因為台灣財資雄厚，也在世界各地尋找投資機會，一旦建交之後，從長期來說，台灣的資金會源源而來，就短期的問題，台灣也會提供一定程度的援助，如果他願意的話，她有一定的管道，可以幫得上忙。

史凱特當時就表示首肯，並且讓麥麗嫦開始進行聯絡。這就是為什麼建交案是由史凱特越過外長亞基而親自出馬，甚至於亞基是一直等到他們後來準備搭機前往台北時，才知道是要去台灣談判建交案的原因。

麥麗嫦等三人開始發動台、巴建交引擎之後，立即在尋求台灣駐巴紐代表處協助時遭到困難，主要的原因就是代表處根本不相信政府都無法完成的事，這幾個「臭皮匠」能搞出什麼飛機。

三人商量的結果，決定盡量不利用代表處這個管道，只在不得不使用官方電報系統時，才尋求協助，而且通常是等代表許長亨休假時為之，內線則為與他們比較親近的林人傑秘書。

所以，這次建交案的進行，基本上是完全在正統的外交管道之外，代表處及台北外交部對整個進行的過程，並不是很瞭解。

殊不知，這三位「臭皮匠」還真的有點本事，居然說動了史凱特決定與台灣建交，不但搞出了飛機，而且是搞出了一架「包機」。

原來麥麗嫦等三人說服了史凱特與台灣建交，但是這件事必須秘密為之，所以史凱特雖然自己有專機，他卻決定不予使用。剛好麥麗嫦有位朋友因為債務的關係，取得了對方抵押一架本來在巴紐西方省分使用的雙引擎、九人座的醫療機，但是因為保險費還未繳清，所以一直停在莫瑞司比港市的舊機場。

麥麗嫦於是跟這位朋友商量，幫他繳清了保險費，對方則答應將這架飛機借給她使用。這位朋友可能作夢都沒想到，這架原本只在巴紐境內短程使用的小飛機，竟然是要載著包括巴紐總理、外交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經濟首席顧問在內的政要，飛往數千里外的台灣，進行一場秘密外交。

由於這架飛機已經很久沒有使用，誰也不知道還能不能飛。鍾俊名於是找來他所熟識的一位澳洲籍飛機駕駛來擔任「總理專機」駕駛員，同時試飛了一下，結果「還真的能飛呢」。所以，眾人又忙著找工人來拆掉機內的醫療設備、病床，改裝了九個座位。麥麗嫦e說，「我們也特別將機尾上的『紅十字標誌』用白漆塗掉，否則飛到台灣時，別人恐怕會以為我們是紅十字會的」。

當時他們的計劃是在飛往台灣的途中要停五個地方，以便加油、休息。麥麗嫦表示，「老實說，有些停的地方實在太小，名字又奇怪，我現在真的不記得了，只記得其中的兩個地方是雅加達及馬尼拉」。另外，因為機上沒有廁所，所以他們也在機後方準備了一個大塑膠桶，以備在必要時當作廁所使用。

建交，當然要有條件，特別是經濟上的條件絕對不可缺少。史凱特於是請他的經濟首席顧問哈密地恩來處理這方面的事。

原籍伊朗的哈密地恩在巴紐是位頗受爭議的人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史凱特將他從世界銀行「挖角」來的時候，三年的合約薪資高達七百萬基納（相當近三百萬美元），這在巴紐是嚇得死人的高薪，當然引起議論紛紛，所以當地人都不稱呼他的名字，而稱他為「七百萬」。

話說要擬定經援計畫，就必須知道台灣方面的價碼，亞基當年提出的是五億美元，現在事過境遷，而且是由史凱特親自出馬，當然價碼不同。

三位「臭皮匠」們各有各自的管道，彼此之間的聯繫又不是這麼「職業化」，所以居然打聽出兩種價碼。鍾俊名打聽出的價碼是比照當年價碼的兩倍，也就是十億美元去談。麥麗嫦這邊探聽的則是比照當年的二十倍，那是嚇死人的一百億美元。

原來有次她跟許長亨代表聚餐，席間她向許長亨提出警告，表示中共最近對巴紐援助了五百萬美元，要我方注意因應；許長亨聽後則指稱，「那沒什麼，如果巴紐願和台灣建交，我們可以給二十倍」。

許長亨指的當然是五百萬元的二十倍，那就是一億美元。

只不過麥麗嫦誤會許長亨指的是亞基當年所提五億美元的二十倍。於是興致勃勃將這個訊息告知「七百萬」，「七百萬」居然也信以為真，就和麥麗嫦兩人根據這個數目作計劃，但是兩人作著、作著，也覺得好像有些離譜，所以主動砍成一半，作出一個五十億美元的計劃。

結果這個計畫送到史凱特那邊，史凱特還是覺得離譜，於是「發回更審」再砍一半，要他們根據二十五億美元作個計劃，所以最後的「成果」才變成二十三億五千美元。這就是最後他們帶到台北那份二十三億五千萬美元經援配套的由來。

總之，這個可能在「烏龍」情況下產生的數目救了台灣，使得外交部長胡志強後來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們沒有付出一毛錢」。

話說回頭，經濟配套出來了，可是什麼時候去呢？

其實本來在四月間，史凱特就準備去台灣了，但是臨時因故取消而未去成，接下來的時間裡，他又開始因為面對七月十三日的不信任投票而頭疼不已，所以暫時打消了赴台的計畫。

隨著七月十三日的腳步日益接近，史凱特還是沒有動靜，這邊想早日促成建交的「臭皮匠」們就急起來了。他們左思右想，終於想出一個能讓史凱特無法拒絕的「諸葛妙計」。

他們跟史凱特說，現在面臨著難以過關的不信任投票，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政策遭受批評，如果到台灣簽訂了建交公報，又帶回台灣同意的經援配套，甚至於簽約之後馬上可以拿到的五億美元，一切難題都將可迎刃而解。

處在水深火熱中的史凱特自然覺得此計大妙，於是立刻欣然應允前往台灣。鍾俊名於是在那幾天當中三度請代表處發邀請函，可是均不得要領，最後被逼得沒有辦法，只有直接掛電話回台北外交部，才由駐巴紐代表處取得一個簡單、文法不登大雅之堂的邀請函。他說，「這份邀請函證明了台北根本不相信我們已經弄成了」。

七月一日當天，史凱特一行六人抵達機場，準備搭機起飛，可是左等又等，外交部長亞基就是不見蹤影，大家都在心裡嘀咕，是不是因為臨時才通知他，他一氣之下不來了。

可是外長不來，到時怎麼簽約？於是只好到處急電找人，結果發現亞基一個人拎著公事包，已經在新機場苦等了一個小時，亞基是臨時接到通知，通知的人又忘了告訴他是到舊機場，亞基心想是參加代表團前往台灣簽約，那當然是「坐噴射機囉」。

所以，他一個人在新機場，還一直在擔心，「是不是又被『放鴿子』了。

在等亞基的當兒，史凱特等人發現機上沒有準備他慣飲的藍牌「強尼走路」，所以又是一陣急電，巴紐的華人不多，鍾俊名只好找林人傑幫忙，兩人送了箱藍牌「強尼走路」前往舊機場，所以當天的我方「官方人員」，就是這麼一位。

亞基後來滿頭大汗趕到舊機場，本來已是一肚子火，再加上見到那架已經昇火，準備飛往台灣的「小飛機」，一顆心當場涼了半截；上機之後再看到那個四平八穩、擺在機尾的「塑膠桶」，差點沒有昏倒，於是立刻指出這樣的飛機不適合長途飛行，太過危險，而且「連個廁所都沒有」，當場下機「不走了」。

外長不去，如何簽約？史凱特看到這種狀況一時也無法解決，所以也下機驅車離去。

                             就是這架小飛機

鍾俊名則氣得兩眼發花，當場指著亞基及巴紐中央銀行行長的鼻子發飆，可是史凱特已經離去，光生氣也不是辦法，事情還是得解決，只好在發飆之後妥謀對策。

最後決定一行人先搭乘班機飛往澳洲的坎恩斯，與史凱特在那裡會合再轉往布里斯班，搭乘長榮班機飛往台灣。為了避免澳洲起疑，就謊稱史凱特是要赴坎恩司作私人度假。

但是他們預期史凱特到了坎恩斯，一定會引起澳洲官方及媒體的注意，所以臨時再增加兩名駐澳洲的領事人員，應付澳洲官員；以及另兩名警衛人員，以便在機場推擋媒體記者。這就是為什麼代表團的成員由六人增至十人的原因，後來中央銀行行長臨時決定不去，所以最後是九人抵達台灣。

七月二日當天，史凱特抵達坎恩斯與先到的人員會合。鍾俊名在莫瑞斯比港市卻急得要命，因為台北方面大概覺得難以置信，於是要鍾俊名證明史凱特真的是要到台灣談建交的事，問題是巴紐內閣會議在七月一日才通過授權史凱特赴台談建交，史凱特還沒有在授權文件上簽字就離開了。

最後的解決辦法是拿到授權書，緊急傳往坎恩斯，史凱特簽字後傳回鍾俊名處，再轉傳台北。鍾俊名說，「到這個時候，台灣才確定是真有其事」。

史凱特一行人抵達坎恩斯，正好錯過了原先預定搭乘前往布里斯班的國內班機，可是又正巧搭上另班國際航班，所以他們一行抵達布里斯班時，是在國際線機場大廳，而所有的傳媒及澳洲官員都在國內航班大廳苦等而撲了個空。

到了布里斯班，史凱特一行人無機票、無簽證，鍾俊名獲告知後又立刻開始聯絡，林人傑則立刻掛電話給布里斯班的長榮航空公司，告訴對方讓這一行人上機，一切問題由外交部擔保；台北的外交部人員亦通知長榮航空，班機務必要等這批人上機後才能起飛，所以當天由布里斯班飛台北的班機足足誤點四十五分鐘。

這段過程，大概是我方外交人員介入此次建交談判最深的部份。

史凱特等人七月三日抵達台北之後，與我方人員開始談判建交，結果史凱特等人拿出那份「沒有行情」的經援建議書，差點沒把我方人員嚇得當場暈倒。

雙方談了兩天，始終沒有交集。史凱特這一方大約認為，「我們已經根據你們事先透露的數目一砍再砍，還反悔什麼？」；我方人員心裡想的則可能是，「不是講好是上次的兩倍嗎？怎麼獅子大開口呢？」。

因此，整個談判基本上是個「雞同鴨講」的場面，雙方都沒有簽的意願，特別是經援建議書的總設計師「七百萬」，更是堅決反對在沒有經援的承諾下簽約，尤其是簽約後的現金一定要拿到手，否則如何回國擺平這麼多的事。

到了史凱特臨走的那一天，雙方眼看簽約無望，焦急萬分的麥麗嫦於是掛電話給「軍師」鍾俊名，告知整個任務即將失敗。

鍾俊名腦筋一轉，告訴麥麗嫦轉告史凱特，即使沒有經援承諾，也照樣簽字。因為只要簽了約，就算是沒有拿到錢，別人也以為你拿到了錢，一樣等於「鍍了金」回到巴紐，同樣可以產生虛假的「籌碼作用」。至於史凱特回到巴紐所可能面對的問題，他會以身家性命予以擔保，絕對設法解決，更何況經援的事情以後還可以慢慢談。

面臨立即危險的史凱特聽了這樣的說法，實際上也沒有太多的選擇，於是緊急表示要見行政院長蕭萬長簽約建交。我方聽到「這麼好的事」，不花一分錢就可以增加一個邦交國，如何有不奉陪之理？至於史凱特地位是否穩固，有什麼好評估的？不必拿出籌碼就可以上賭桌，輸了，不必付錢，贏了，就是一大把。傻子才不玩。

史凱特跟我方敲定簽約後，隨即離台返回巴紐，留下亞基在正式文件上簽字。

七月五日，巴布亞紐幾內亞與「中華民國在台灣」正式簽約建交。

這整個過程下來，台北所花的成本是九張機票及史凱特一行在台北的食宿，卻換來第二十九個邦交國。

鍾姓台商說，「台北被議員罵成『凱子外交』，那還真是冤枉，誰是『凱子』？我才是『凱子』呢！」。

後記：

巴紐在當年七月十三日對史凱特進行不信任投票，我國外交部派出亞太司司長石定攜帶兩百萬美元準備為史凱特護盤，石定到巴紐之後左打聽、又打聽，發現史凱特岌岌可危，於是避居到莫瑞斯比港市附近一小島，保住了那兩百萬。

幾天之後，史凱特果然垮台，新任總理莫羅塔則在當月二十一日發表新聞公報，指出他已檢視過巴紐與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文件，發現整個建交過程並未遵循該國自獨立以來與他國建交的「正常程序」，因此「巴紐長期以來與中國維持『國對國關係』的『一個中國』政策，至今『完整無缺』」。我國駐巴紐代表處新掛上的「大使館」牌子也只好黯然取下。

距七月五日簽約建交，正好十六天，創下建交最短的例子，當然，也創下不花錢就建交的例子。